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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土简牍,重现“尘封的文明”

出土简牍,重现“尘封的文明” 云梦郑家湖墓地出土长文觚。云梦睡虎地秦简。 (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)3月18日,出土“中华第一长文觚”的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入选2021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,使“简牍之乡”云梦及简牍出土大省湖北,再次受到瞩目。出土简牍文献,由于未经后人辗转传抄而保留了古代书写的原貌,使尘封多年的古代文明得以重新再现。日前,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荆州博物馆、荆州文保中心等简牍发掘研究与保护单位,及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、简帛研究中心主任、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”专家委员会委员陈伟。该中心曾推出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》《秦简牍合集》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》《秦简牍研究》等多种简牍整理、再整理及综合研究方面的书籍,对楚地出土简牍进行过系统的文本复原与内涵解读。“简牍之乡”云梦频现重要简牍2021年,郑家湖墓地战国晚期墓葬出土长文木觚(一种多棱体木牍),木觚正反两面各七行,每行约50字,全文约700字,字体是典型的秦隶。项目负责人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兵介绍,该觚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“中华第一长文觚”,形制罕见,内涵丰富,学术价值重大。觚文载有谋士筡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之辞,“纵横”色彩浓郁,展现了一幅东方国家与秦争斗、斡旋的历史画面,同时涉及了春秋战国之际魏、越、吴之间的战争关系,其中所载的“魏越宿胥之野之战”等事件为首见。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,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,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,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。早在1975年,距离郑家湖墓地约3000米的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,就因出土秦简震惊天下。该墓共出土秦简1155枚,包括大量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前后的法律文献,如《秦律十八种》《秦律杂抄》《封诊式》《为吏之道》等,是秦国基层官吏“喜”在日常工作中抄录的,共4万多个工整的秦隶汉字。专家认为,这批秦简所载秦律,已形成体系,相当完备,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制文明。在2017年央视《国家宝藏》第一季,主持人撒贝宁化身秦简主人“喜”,上演一出穿越时空的“秦朝版‘今日说法’”,受到广泛关注。2021年底播出的《国家宝藏·展演季》,则以情景演唱的艺术方式,再现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中国第一封家书“黑夫木牍”的传奇故事。该木牍为两面书写,墨书隶体,为士卒黑夫给家里的私信,叙述出征情况及索求衣物,从中可窥见秦统一中国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家国情怀。湖北是当之无愧的简牍大省“湖北出土简牍数十批,是当之无愧的简牍大省。”陈伟接受采访时表示,我国出土简牍以湖北、湖南、甘肃、内蒙古、新疆等地居多,就内容而言,楚地出土简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研究显示,湖北出土重要简牍众多:1978年出土的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竹简,记载了用于葬礼的车马及车上配件、武器、甲胄、驾车官吏等,是国内所见最早的竹简文物。1983年出土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内涵丰富,《算数书》与《九章算术》相似,把算题分门别类归于每章之中,并说明其求解方法,但比《九章算术》至少要早一个半世纪。1993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,涉及大量儒家、道家典籍。其中,郭店简《老子》(甲、乙、丙)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战国抄本,是研究战国时期《老子》成书及流传过程鲜活的资料。近年,湖北仍有多批重要简牍出土。2018年,荆州胡家草场墓地出土一批西汉简牍,是迄今所见单座墓葬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,共4642枚,创造了若干个“最”。如:发现了最早的医方汇编文献,部分医方与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中的“经典名方”在药物组成和功用主治上十分接近,把传世经方的临床应用历史提前300余年。医方涉及治病、保健、育儿、种植、养殖等多方面,简名为“令齿白方”,记载“以美桂靡之百日,而齿白矣”,是古人使用中药桂枝或桂皮让牙齿变白的方法。2020年,荆州枣林铺造纸厂墓地出土楚简,涉及齐桓公与管仲治国、吴越争霸、墨家思想、相马术等,部分可与传世本及清华简对读,对研究先秦古籍的传播、修订、辨伪等提供了新材料。2021年,王家嘴墓地出土楚简内容有《孔子曰》《诗经》,对认识今本《论语》《诗经》的体例、成书时间等提供新材料。首次发现的“双列字符”,推测可能与音乐有关。陈伟称,湖北出土简牍众多,应与保存条件有关。考古界说“干千年,湿万年,不干不湿只半年”,长江中游地下水位高,相关区域水的pH值近于中性,利于漆、木、竹器的保存。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委会主任白云翔也曾指出,云梦出土包括简牍在内的漆木器,在全国地位非常明显和突出。一是因当时的人们大量用漆木器作为随葬品;二是因这一带发掘了一批饱水古墓葬,漆木器泡在水中与氧气隔绝,时隔2000余年才可能完好保存。越人记事 还原古人日常生活简牍文献上承甲骨文和金文,下启纸质的写本和刻本文献,在中华文明发展、传承的脉络中具有重要地位。陈伟称,就文化典籍而言,不少简牍文本与传世文献相同或相当,有助于了解传世文献的早期文本面貌及其形成年代和流传过程,或订正传世版本中的讹误。一批再现佚书,如郭店竹简讲述早期儒学观念的《六德》、讲述宇宙起源的早期道家文献《太一生水》等,也十分珍贵。研究这些“地下之新材料”,对战国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、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就司法而言,从睡虎地秦简、汉简,到张家山汉简、胡家草场汉简,大量秦汉律令简牍的出土,为复原中华法系的早期面貌提供了依据。这也改变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秦汉时期没有系统律法的观点。就历史而言,2019年,荆州龙会河北岸墓地出土楚简,全面呈现楚国军事礼仪,涉及楚国祭祀礼仪及楚国车马及兵器装备等记录。这些资料对认识楚国军事制度及历史具有重要意义。又如,秦汉安陆县治向无定论,通过对睡虎地汉简梳理,可确定其在今云梦城关。“透过出土简牍,从中观、宏观层面对历史进行解读,不容忽视”,陈伟说,“同时简牍内容也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可以看作是古人文化生活的浓缩。”“质日”类似于在日历上记事,是一种失传已久的文献种类。过去发现年份最多的“质日”,是岳麓书院藏秦简有三个年份的“质日”,但云梦睡虎地汉简的“质日”,竟连续记录十多年。2006年,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睡虎地77号汉墓时获得2000多枚简牍,年代为汉文帝后期。陈伟等通过对“质日”类竹简深入研究,了解到古人的鲜活生活。“看这些简册,就像在看自称‘越人’的墓主人的日记。”陈伟介绍,越人很可能是安陆一名勤勉的基层官员,简牍显示他在乡里工作时常常被借调到县里去,就连父亲去世当天,他还在今黄冈地区出差,办完丧事又马上返岗。“质日”除记录越人公务外,还记录私事,如,具体记录了墓主之母从发病到去世再到安葬的过程。而当时有的年份初伏多达20天、中伏多达30天,前所未闻。另外还有一些简牍记录,越人姐姐去世时,有81人来送丧礼,一位叫“熏”的人送来“酒食脯”,越人记录在案,等到“熏”去世,他也前往送礼,如此“礼尚往来”记录了十几年。“简牍透露的人间百态,为传世文献所鲜见。”陈伟说。睡虎地秦墓出土书信简牍中,出征士兵向家人索求衣物时,连用三个“急”字催促,在今天看来好像十万火急,其实属秦人表达急切的普遍用法,在其他出土简牍中也有类似运用。同样在这封家书中,士兵还问候了一大批人,从母亲、哥哥,到新婚妻子,甚至邻居,“这样看来,秦人写信习惯反复问候,同时说话稍稍有些夸张。”陈伟笑称。秦简中还大量发现九九乘法表、买卖时所用的“券”以及标示钱财数量的刻齿等,还有账本、酒令、情书等,都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。陈伟介绍,里耶秦简以官府文书为主,但也发现了“酒席邀请函”,“愿意参加的就在上面写名字加‘诺’,可以说是最早的‘跟帖’”。他认为,简牍文献的多样化,可以反映出当时一般性书写、阅读能力已相当普及。借助红外技术 开展古今对话古文字与简牍学研究属“冷门绝学”,要对出土简牍开展学术研究,首先要过释读关。老一辈学者传统治学难免坐冷板凳、下苦功夫。陈伟对出土文物“鄂君启节”的研究,就伴随其学术生涯数十年。他曾通过细致研究,对“油(淯)”“逾”进行新的解读,进而确定此处的“鄂”不在今鄂城,而是南阳盆地、淯水(今白然)岸边的西鄂。该观点纠正了郭沫若等大家的成说,为学术界所广泛采纳。近年科技发展给出土简牍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。陈伟称,出土简牍历经千年洗礼,难免字迹不清,以前靠肉眼鉴定,鉴别难度非常大。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引入红外技术,透视渗入简牍内部的墨迹,在表面字迹模糊、脱落的场合,很多时候也能帮助研究者看清原有笔画。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一件木板地图,根据常规照片,将表示方向的字释读为“上”。但在红外影像的帮助下,“北方”二字跃然眼前。陈伟说,中国唐代以前的地图,基本是上南下北,将放马滩地图中的“上”改释“北方”后,可知该地图和唐代以前的其他地图一样,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古地图方位的认识。数据库也是该中心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,借此对海量简牍文献进行收集、筛选、分类、录入。据介绍,该中心开发了中国古代简帛字形、辞例数据库,包括已发布的全部楚简资料、部分秦简牍、汉简牍资料和古代字书数据,可实现对单字、偏旁以及辞例的检索,目前已录入约14万条单字图形和相关文例数据,发布在“简帛网”上供研究者共享使用。此外,该中心还与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合作,研发中国简帛文献综合数字平台,为简帛释文、图像、文献资料的统一、规范管理提供可靠的信息化工具,为简帛文献的浏览、检索和统计提供便捷、直观、精准的综合技术平台,将出土简牍上的“中国记忆”用数字形式永久保存,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开展古今对话。来源:湖北日报责任编辑 伍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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